Charity Work 2 我的慈善工作 2 — 非洲初经历

我的慈善工作2——非洲初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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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我的家庭是如认识到慈善工作的不同形式的,还将讨论我们1969-71在非洲的经历,何影响我走向慈善工作的,这是基督徒生活方式重要实践的一部分。在这篇文章里我将追溯西方信仰和对信仰的态度几次变革以及我是如何

西非的加纳和尼日利亚曾经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其余的大部分地区则被法国(法属西非)控制到1960。加纳是黑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在1957年)。

慈善工作强大的宗教根基

在西方历史上,人们对“穷人”的态度根植于相同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也是我童年的一部分。

在像英美这样的国家公共教育的起源都来自于教堂,教堂在历史上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推广教育。例如,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期间,童工一般都接受过培训。只有教堂学校是对穷人开放的,这些学校一般在周日(休息天)上课。读写能力的培养一方面加强了年轻人的个人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个人能直接阅读圣经,从而促进他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

在英美等其它国家,最初的几所大学也是由基督徒创建的,常被作为神职人员(牧师和传道)的训练场。因此数年前,村里和镇上受过最高等教育的人往往都是教堂里的讲道人。

除此之外,提供其它形式的社会服务包括医院等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

Adisadel学院教学楼之一,1910年建校,我曾经是这里的数学老师

照顾民众后来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被认为有重大运作学校、医院和其他很多社会援助机构。在西方,教堂和国家一度都有自己的独立运作的社会服务体系。

例如,我是出生在加拿大农村的一个村上的医院,这个医院是由天主教经营的。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成为一个教师,我所教的那个学校也是有天主教的修女们开办的。现在很多这样的机构都是国家全额资助的,但是在很多社会事务中,还是仍然由基督徒领导并有强烈的基督教色彩。

在非洲、印度甚至中国等国的殖民时期,众所周知西方列强一直忙于对这些国家发动贸易战和争夺殖民地。侵略者和军人对提供人道主义帮助不感兴趣或者无能为力。由于在这些事务上宗教参与的历史,这些殖民国家常常寻求和西方教会的合作,让教会派人到国外创建学校和医院,并留在这些地方工作。 

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教学楼和钟楼。现在大多数学校都建立在山上,这样可以远离沼泽和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源

我的最初的国外经历开始于1969年,我也把我的家人带到了西非的加纳,在加纳一个比较好的寄宿学校开始为期两年的教学工作。当时加纳已经从英国独立出来了,加拿大(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政府准备动用国家资金向加纳提供外援。

那么这是如何和我的慈善工作兴趣相关联的呢?

事实上我只是加入到长期的非洲教育慈善工作中来。然而我到非洲来工作,不是一个志愿者而是一个雇员,受雇于加拿大政府的加拿大国际发展部,有很好的薪水。尽管我一直着迷于传教士的工作甚至其它那些更好地体现了慈善工作的机构,现在我自己也在从事一些类似的涉外慈善活动。区别是,政府付薪的方式有很多政治原因,而个人付薪的方式往往基于宗教理由。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服务的责任,加拿大的加拿大国际发展部就是在这样的形式下出现的。事实上“慈善”一词现在有时也有负面的意思,特别是社会政策已经涉及到的基本社会服务被当作是一种“权力”的时候。意思是穷人应该得到更好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由个人和其他组织时断时续地提供所需的帮助。现在,西方国家的人民认为这是政府的责任。

校园里美丽的小教堂。 星期天,我家都会和其他的教职工、学生以及附近社区的居民一起到这里来做礼拜

教育宣教工作的早期历史

Adisadel学院是在加纳海岸角小城的五大寄宿学院之一,这些学院被认为是加纳最好的学院,它们的学生遍布加纳,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我们这个学校是由英国国教徒(也被称为英格兰教徒)创立,还有两个学院是由英国卫理公会派教徒建立并管理,另外两个学院则是由天主教徒创建并管理。

在我到这个学院时,这些学院都转给了政府管理,但是许多宗教场所和活动还一直保持。

有机会目睹宣教成果

幸运的是,在加纳的两年期间我们拥有一辆车,这使得我们有机会到处跑跑。我们想去尼日利亚,特别是想拜访一下我妈妈多年来一直资助的那个女传道士。

我们在卡戈拉小镇找到了她,布道团已经在这个小镇建了一个教堂、几所学校和医院。我们还有机会去了尼日利亚的其它地方,包括最北边的卡诺,SIM组织在这里建了一家眼科医院,这所医院在一年内就为当地数百人做了眼科手术,这些人都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昆虫而导致失明。

1970年代尼日利亚很多地方都通了公路。卡戈拉远在乡村。

SIM国际组织的早期历史

我对SIM国际组织有所了解,知道它后来是如何根植于加拿大的,也知道它最初是以在中国的一个类似布道组织为样板而建立的。

1892年,三个年轻的加拿大人到尼日利亚布道,他们计划延用中国大陆布道团的模式把好消息带到西非内陆,结果一个名为苏丹内陆布道团(SIM)就诞生了。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我母亲每月出资捐助了很多年的女传教士。(是的,照片上还有我和家人,摄于1971年)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了我母亲每月出资捐助了很多年的女传教士。(是的,照片上还有我和家人,摄于1971年)

这两个布道团(CIM和SIM)都是建立的牢固的信仰之上,会见当地人,教他们信仰,为他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这是都要冒一定的风险的。

在此之前的殖民时期,布道团工作的最普通方式是布道士待在殖民政府所在地附近,通常是沿着一个国家的海岸线。

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布道团的战略是把外国的布道士带到非洲的心脏,这使得这些外国人遭遇了一定危险。在三个加拿大年轻人的布道团中,他们进入尼日利亚的头一年(1892年),都患了疾病,只有一个幸存者,有两个死于疾病并埋在那里。

这所在尼日利亚的中学就是SIM组织创建的

帮助的新形式:发展援助

虽然我不是以传教士的身份去的非洲,但是我在西非以及在尼日利亚和SIM组织的经历,使得我的目光投向于发展工作的历史和个人以及组织选择的方式上,后来,我开始涉及到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工作。

多年后,我有其它的机会成为SIM和其它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在以后的几篇文章里,我将介绍我多次去非洲的经历,如何继续向非洲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地方提供发展援助的。

1971年我在卡戈拉参观的那个诊所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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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相关链接

这篇文章最早在2011年4月11日发表在中国的3Us网站上:

First published: 2011/11/10
Latest revision: 2021/04/09